清末时，四川江津某县令，见县中莲池周边景色殊美，于是在一干人等的阿谀奉承之下，想在此建一座规模庞大的“遗爱祠”，以彰显其政绩。为此，他派人大兴土木，还把周边本来世代惠泽的肥沃田地圈禁起来，导致良田荒废，人皆敢怨而不敢言。
江津诗人钟云舫一身傲骨，直言这劳民伤财之举，不过是官员们粉饰太平的“遗爱”，对百姓来说，就是“遗害”。他写诗讽刺道：“滔天功德祠遗爱，父老聩聋耳不闻”“料得荷花多怨藕，膏田不复几分收”，讽刺这位县令，以“遗爱”彰显功绩，这功劳实在太大，大到“昏聩”的老百姓像“聋子”一样，都听不到一点儿响声，而眼见这肥沃之田无辜被毁，纵然种了很多荷花，可结出的莲藕，也满是怨气，只有那可怜的佃农们向谁去诉苦：这么好的田地，何时能恢复耕种！
这让人不禁联想，前些年一些地方好大喜功、贪大求洋，不惜财力物力，互相攀比所谓的“形象工程”，甚至一些国家级贫困县举债兴修，都和这位江津县令一样，只顾了官员的“门面”，却动摇了民心的“地基”。地基不稳，门面就很快坍塌。这些“县令”们如何敢堂而皇之地胡作非为，甚至美其名曰“遗爱”，根本上还是政绩观、权力观扭曲，将个人利益置于民生之上，一旦利欲熏心，就不免有反常之举。
唐代贞观一朝初建，面对刚从离乱中走出的百姓，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存亡之道时说：“是以为国之道，必须抚之以仁义，示之以威信”，一个地方的风气怎样，关键看主政者的作为，如果能以仁义之心安抚百姓，“去其苛刻，不作异端，自然安静”。所谓“异端”，就是枉顾事实民情的乱作为。而懂得休养生息，以民为本，百姓自然安居乐业。真正的高大形象，不是建在百尺的牌楼，而是建在百姓的心底。
（王家安）
瑞兽葡萄纹铜镜
唐代，直径20.6厘米。镜背以高浮雕工艺呈现瑞兽在葡萄蔓枝间嬉戏、禽鸟蜂蝶纷飞的图案，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，是唐镜的典型代表。
（甘肃省博物馆提供）
（封面由甘肃省摄影家协会提供，卓玛本摄）
信息来源：啄木鸟
